到上一搜，有关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说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之一”。介绍中还引用了一句_的话（真实性值得怀疑）：“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_都百读不厌，定是经典之中的经典之作了。
因此就买了这两本书。至此两本书我也已看完。
万历虽然没有我想像的精彩，读起了也没有甘之如饴般美妙，但至少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三纲五常只是在概念上，或者是在中下层百姓中运行的规则，或者是统治者控制中下层百姓的工具，在政治上却是全然不顾这一套的。在万历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君为臣纲”，也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不但控制不了朝政，控制不了大臣，他甚至在妻妾问题上都是那么地无奈，更不用说在立储这样的大事情上了。
当然皇帝有强弱之分。但对已是中后期的大明王朝，又不仅仅是强弱的问题。此时一切都已根深蒂固，蚂蚁憾大树，是何其之难！所以万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单个人力量是有限的，还是要建立健全的制度，靠制度来管理国家，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万历改变不了，只好消极怠工。张居正积极变革，但并未力挽狂澜，最终还被断棺戮尸。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甚至犯颜强谏，但也只是给乌烟瘴气的大明王朝吹来了一阵夏日的 凉 风，而他背后却悄然刮起了凛冽寒风。
是的，大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纵然有英雄盖世，也只能是浩气长存于天地，而不能力挽狂澜！
所以，万历还是有些看头的，对于明历史、观当今、思未来应都是颇有受益的。一本书能这样让人有所看，有所思，就算是本好书了！
《沉思录》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垃圾书。此书所有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与人为善。而这句话二千多年前的孔圣人早就开始教导咱炎黄子孙。所以，咱中国人不必读了！
最近认真把《万历十五年》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好读，又能启发思考。
打开这本书，没有枯燥的图表，没有复杂的历史陈述，而是把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得像普通人一样生动、丰富，触摸得到。这些人里，张居正可能是最让人“心疼”的那个。他能力出众、志向远大，努力纠正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在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穷其一生，却根本无法逆转这个国家衰落的趋势。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总是无奈而被动的。万历十五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难以明言的种种奥秘！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儒与法”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这本书阅毕，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命运。我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人。
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是只有历史书上才真正灵动、有趣。
读到张居正时，我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时，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要片面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每个人物与每个朝代又为何会发展成这样。
——我们无奈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起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以往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明白该干什么。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己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先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先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向感觉，张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应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进取想办法，努力让自己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期望才能使我们欢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_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_，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_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高薪`养廉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