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中国社会学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要了解日本文化很多人会去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要了解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则离不开这本《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老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他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课内容整理出来的书，37年后的1984年由三联书店重刊。主要依据当时乡土社会的人际生存现状、社会结构、交往方式等，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完成。该书中的乡土中国，其实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各种元素，再看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可以发现费老的很多说法如今仍然拥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费老笔下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这个圈子具有伸缩能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能放就放，能伸能缩。这是自我主义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国小农意识、自私自利产生的另一种诠释方式。中国人在国际友人眼中永远顶着“自私”的帽子，没有集体、国家意识，永远想着自己及小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只扫自家房前雪，他们为一己之利损害大家的利益，他们目光短促、心胸狭隘，他们不顾天下苍生只顾自己安乐。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看客，这些看客在鲁迅作品中都以群像出现，是一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落后的群众，居处在偏僻、闭塞、愚昧、落后的中国乡村，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毒化和侵蚀，已积淀在他们的精神骨髓中，并在他们思想、心理、性格、言行中自然而非自觉地表现出来，于是他们愚昧、麻木、无聊、庸俗，于是他们集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的劣根性，以及我们民族精神中的严重痼疾甚至于人类某些弱点，即安于命运，麻木顺从，既受人愚弄，又愚弄他人的性格特征。
不仅以前的文人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当下也有很多人在反思。昨天和同学看完了姜文的《让子弹飞》，这是一部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影片。姜文一改以前怀旧、缓慢、意识流的风格，在这部新片中注入了很多反讽、黑色幽默的东西，使得商业大片的背后也有很多让人反思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国民愚昧自私的劣根性。费老先生在开篇就意识到，已经有一种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逐渐产生，在这里可以称之为城市社会。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如火如荼，乡土社会确实在逐渐土崩瓦解。可尽管如此，乡土社会中的很多特性却残留了下来，并在城市化中畸形发展，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基层民众都面临了很多困惑。最近“黄山门”事件愈演愈烈，复旦大学面临着严重的公关危机。事情可能不像网络舆论中所说的这么简单，但归根结底，广大网民还是在指责国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费老先生笔下属于乡土社会的特性，在中国一流大学的学子们（所谓的知识阶层）身上出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于是很多人开始称中国为“大国”，但大国绝对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中国在这方面也还需要继续努力），国家软实力、国民文化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和气派，而如今中国依旧充斥着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乡下人进城穿了套西装，脚下却依旧是双解放鞋，显得不伦不类。
《乡土中国》后半部分主要剖析了皇权、官僚、绅士的关系。皇权拥有至上的权力，是天下的拥有者；官僚并非天子的家门，并不和皇上分享_，他们不过是臣仆、是行政机构；而绅士是退任的官员或官员的亲戚，他们没有权力但是有势力，他们在官僚机构的庇佑下虎虎生威。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只不过名称有变而已，“士”变成了政府官员，“绅士”则变成了“官二代们”。官二代文化或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情、礼俗而非法治为基础的传统也为官二代文化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异常火爆，这是个很值得人们反思的现象。首先参加公务员考试人员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秉着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好公仆的目的从政的，大多数的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在得到官僚体制的特殊庇佑。当然每个人都是要生存的，有一定程度上追求物质无可厚非。但官员是特殊的职位，他有一定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间接领导者。当一个社会上的官员都没有了责任心而沦为物质的奴隶时，这个世界是可怕的。其次，相比公务员固定的收入外，大家更加看重整个官僚体制的庇护作用。这是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沦落。如今官员与官员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保护的体系，各种有需求保护自己的势力都在向官员靠拢，商人表现的尤其明显。于是出现了，出现了。
前些时间突然发现不是太了解我们这片土地。在网上寻找了好久，说读读《乡土中国》大概可能更能深刻理解我们的文化。
就我的成长，说来也是奇怪，也并不是在现代社会中长成，而是确实在乡土世界中长大。但是大概是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父亲也并不是要求、强求我接收某些观点，造成了一种放养的态度。而我，似乎从小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可以拒绝的权利;长大以后，就只接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感觉旧时环境似乎并没对我有太严格的塑造。
开始读乡土，开始理解乡土。
从最开始的差序格局开始，大概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而每个人都会被影响，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圈子的中心。而西方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几根稻草一束，几捆束成一挑。每个人在团体中都很清楚。文章举例子，如果带家人去旅行，西方指的是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未成年的孩子，中国就没这么明显。
男女有别。现在年轻人来说，男女一致和平等性得到了很大的接受;包括西方一政治正确就是女性地位的提升。但是在乡土社会，男女是有差别的。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安稳的社会，或者追求的是一个安稳。而在安稳的`社会中，大家更多的是熟悉和习惯，不希望有着冲突的发生。所以男女的交流和婚姻更像是被各司其责的生活习惯所支配，比如说男主外，女主内。而现代社会是变化的，男女有着求同的需求，但是求同的阻力很大。正是这个阻力，会产生情感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长老统治。孩子的成长是被文化定型了的。乡土社会中，我们没有成年的界限，年长者经历过年幼者经历过的事情，长者也是“师”了。每一个年长者都握着教化年轻人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不以经验为导向的社会中，年幼者可能比年长者懂得更多。
无讼。乡土社会中，诉讼是违背了本土的伦理道德了，是羞人的。所以，大家主张无讼。但是现代法律中，无赖反而利用这个获得权益。
从欲望到需要。乡土社会中，大多数的需求不是被计划的。吃饭，喝酒都是自发的，但是和需求结合得很紧密。但是现代社会中，我们利用计划，理性的规划者自己的人生。
经历了十几天后，我读完了《乡土中国》。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充实又复杂，如果说我通过历史书籍了解到的是中国土地上的兴亡盛衰，那么我通过《乡土中国》了解到的就是中国土地下盘根错节的根须网络。
中国人古时对土地有特殊的情感，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中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气’在人们看来是对乡下人的藐视，但费孝通认为，“土气”恰恰是他们依靠土地生存的最好证明。乡下人是黏在土地上的，他们生于斯，死于斯，他们直接与土地打交道，在土地中生存发展。但是土地是固定的，人口是增长的，过剩的人口，就得宣泄外出，他们不得不去外面寻找土地生存了。但无论到何处，他们都不会放弃从事土地上的职业——农业。用费孝通的话讲就是“我们的民族确是和土地分不开的了”。“安土重迁”“落叶归根”这份土地情结如树根般牢牢扎在人们思想深处，这种对土地的敬重与依恋，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代代相承。
乡土社会里的人，人人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他们不能老是移动，这就使得乡土社会成了熟人社会。在这种熟人的社会，文字甚至语言都是多余的。这里的每个人都遵循着上一代的生活模式，他们完全可以靠世代的经验生活下去，所以乡土社会是不易变迁的。
在熟悉的相处中，每个人对彼此都知根知底，于是形成了很多约定俗成，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行为。比如做事不讲法律，只讲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和传统礼仪，这些“礼”是人们从小就熟悉并且早已内化于心的，评判是非的标准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礼，持礼俗的力量在于内心的良心，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称来衡量自己和他人。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了。在乡土社会，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先生把这种关系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个圈子可大也可小，它取决于圈子的中心势力。处于这种关系圈中的夫妇感情是十分淡漠的，生育繁衍，扩大人脉关系网才是首选。在男女关系上，乡土社会规定男女有别来保证其社会的安稳。总之，乡土社会是靠规矩和礼来治理社会的。
乡土社会是稳定的、相对静止的，它的发展进程相对比较慢。当现代社会的事物突然进入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排斥的，如文字下乡，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熟悉使文字显得多余；如推行法治，差序格局和礼治阻碍着法治的顺利推行。因此，想要改变乡土社会，就必须改变其社会的性质，这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
初读乡土社会，我感觉生涩难懂，但渐渐品读中，我体会到了费老的感情。我想他一定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才能写出如此细致真切的著作。在品读《乡土中国》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乡土中国的变化。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的中国，而是正走在日新月异、奋勇向前的光明大道上。
以上就是我浅读《乡土中国》的感受，我想如果时间充足，我一定要再次细细品读一次《乡土中国》，深入的了解中国社会。
《西游记》中曰：“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此后，我知道了泥土代表着家乡，表达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即所谓“故土难离……”今天有幸读到一本关于介绍中国乡村的书籍，提升了我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认识。
谈及乡土，也许对我们来说太陌生，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顾不得好好欣赏一番城市光影，更别说去感受那绘满自然与人情的乡村图画了。
于乡土，我是满含敬畏与向往的，小时候经常随父亲去探望乡下的奶奶，发自内心的喜欢那只属于乡村的犬吠和炊烟，现在对乡土的认识也便止步于此了。有幸翻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我这才对乡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乡土”，我们大概很少接触过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和土联系在一起，我这里说的是略显贬低意味的修饰词。很多人自称“城里人”，瞧不起农村，称那些身上挂满黄土的农民是乡下佬，可他们不知道，土地，是家的情结，是中国的魂。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乡土情怀，是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失不了的。我曾看过一篇报道，在美国耶鲁大学北部的一片荒地里，却长满了韭菜。香菜等各种美国百姓未有耳闻的蔬菜，这些都是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种下的。如今在城区里，只要有一片荒地，就会有人种上蔬菜，即便没有空地，也会在阳台用一些瓶瓶罐罐精心栽培。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我们的民族，和土地是分不开的了，中国人喜欢在土地上耕种，这是一种对土地的信仰，这片广袤的的土地是我们的精神之源，民族之根，滋养着中国人的心灵。在土地上，我们种的不仅是菜，更是心中的那份情怀。
很多人说乡下人愚昧，但这并不是智力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人们的交流是面对面的，因此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不需要借助文字来解决沟通上的障碍。费老说过，“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只有在发生变化后，文字才能下乡。”于此，便要说说文字下乡了。文字为何下乡？随着现代化不断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乡村关系趋向淡漠，乡土社会稳定性受到冲击，乡土社会原有的熟人间的沟通交流受到时空的阻碍，才会有文字下乡。我无法判定文字下乡有无必要，但通过费老的文字中可以得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愚，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
换个角度来看，于费老而言，乡下人是私的。但城里人也何尝不是如此。人们以自己为中心，建立由近及远的关系，就像把一块石子丢进水面，形成一圈圈向外推出去的波纹，这便是费老所谓的“差序格局”。这也是我们与西洋的不同所在。在西洋，团体的划分是有分明的界限的，而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是有伸缩能力的，人们以己为中心，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我认为，《差序格局》一篇最为深刻，也最难理解，奈何才疏学浅，对其解读便暂时到此程度，还待细细品读，体味其中深意。
读罢《乡土中国》，脑海浮现出那片黄土那片天，那聚村落那淳朴的农民。费孝通先生执着的走在中华大地上，带多少背井离乡的人儿找寻回眷恋的故乡，远去的乡情，他的目光一直聚焦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身上，为我们探索少为人知的——中国中的乡土，乡土化的中国。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熟人社会被人诟病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社会活动缺乏成文规则。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这其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将这些不成文规则成文化，将这些不成文规则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掉，引导到所谓的先进道路上去，就真的是不可行的吗？任何社会，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现代法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存在，还关心它的存在形式、稳定性、适用性等一系列微观的、技术的内容。但这并不脱离于规则和律令已然存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对法治的形成与否并非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是否在东方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就形成不了法治，或者说，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纯粹意义上、真正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尤其香港的新界地区很有标本意义），都是不胜枚举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