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中，我读了爸爸给我买的《少儿万有经典文库》系列中的《国富论》。感谢李晓鹏教授对亚当斯密生平的介绍和解读，感谢王滢女士风趣生动的插图，让我度过了一个很不平凡的假期。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书于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的前夕，但是这本书里面阐释的思想和理论，仍然对当今社会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李晓鹏教授笔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就像牛顿的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全书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亚当斯密的核心观点：人们出于利己之心，自发地进行劳动分工和交换，就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所有社会成员都将因此而受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被多个西方国家所采用，在一定时期内也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随着时间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爆发了极其惨烈的金融危机，一大批银行和企业破产或被政府救助，例如著名的花旗银行也在此列。这是不是说明了亚当斯密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是过时了？
我把疑问带给了爸爸妈妈，和他们讨论了基于利己原则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共同发现的事实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并没有遇到过像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打击。那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国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是我国政府管理比较严格？还是我国政府能够预见性地应对？跟这个问题关联的疑问竟然越来越多。
这几个星期我又查阅了一些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献，其中让我深为感动的有两件事：远在1998年，_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民不聊生的时候，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亚太各个国家的进一步冲击；在2008年，面对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后的遍野哀鸿，我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极大地带动了对西方商品的需求，帮助西方国家早日走出了泥潭。
这两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在中国，恐怕是源自于提倡仁爱的儒家思想。孔子在两千多年前便讲出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千古名言，以我粗浅的见识，亚当斯密的论点，是不是能够改成“人们出于利己之心，兼顾利他的仁爱精神，有组织地进行劳动分工和交换，就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所有社会成员都将因此而受益”呢？
想到这里，我不禁惊喜地发现，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和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大家共同受益、繁荣、进步，不就是仁爱精神的儒家思想在当下中国最精彩的演绎么！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6秒，在朦胧的烟雾中，在千万同胞的期待中，我国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终于成功发射。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又向未来近了一步，也更向科技发展的新时代更近了一步。
14年后的一天，我正坐在舒服的沙发上，专心致志的看着手中的这本《国富论》，竟情不自禁地把它与祖国的复兴之路结合起来。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专着。这本专着共为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程做了系统的描述，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国富论》中文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自由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我国的今天，脱离了计划经济也不过三十年，与英国将近三百年的自由经济意识还无法相比，东部开放的海城市还好，西部地区则明显的体现出落后，不但经济落后，思想也落后，表现命令不到绝对不作为的慵懒心态，与沿海开放区的那种创新思想大相径庭，这也是西部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所以思想不自由，不主动，就会落后。
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难以创新的国家，可是少年强，国则强，少年弱，国则弱。中国没有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放弃自己的梦想，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梦。因为它深信，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只要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就会成功。就算失败了也要再爬起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梦。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仰望星空，心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照亮更加丰沛的人生，也照亮更加灿烂的中国。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共分为五篇，总计三十二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不同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共分为五篇，总计三十二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全书基本涵盖了古典经济学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阐述，对后世经济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书中，斯密首先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
他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节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的物品。
紧接着又论述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经过反复阅读理解，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
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
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
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
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
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
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
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
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
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
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在我看来，首先了解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会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使我们更直观的理解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史。
记得在高中学政治课上老师提到过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类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发生在奴隶社会中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当时的英国所处的时代，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促进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些思想虽然都是马克思具体提出的，但其雏形却是亚当斯密由提出。一个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导师，似乎是两个势不两立门派的绝顶高手，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研究这门武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感悟。三次社会分工是生产力的三次飞跃使亚当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劳工分工可以充分提高劳动效率。例如平时资本家们生产产品，都是让工人一人对一台机器的生产，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时候，汽车的生产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线作业的方法，每个工人都有属于自己零件的任务分工，他们不用在一个人或几个人对着一辆车子工作，每个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拧螺丝那么简单，可是分工后出来的效果却是企业效益的高度暴涨，这就是劳动分工思想的魔力。
除了劳动分工思想，亚当斯密还谈到了是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似乎又是马克思提出的，但这也是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只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外，亚当斯密还谈到了阶级论、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这从一开始的他对分工的讨论中就有此思想。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亚当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亚当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但是我们知道，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但另一方面却会是资本家过于盲目地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示威，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这并不是设想，在世界经济史的课堂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实例。其中最著名最典型的莫过于胡佛时期的美国了。也正因为那次的经济危机，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但是我们也不能只靠看得见的手。二战时期苏联的下场，就是因为单单依靠宏观调控导致的下场。所以说，不管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
亚当·斯密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上的巨人，不是没有道理。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但现在的一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还未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而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他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他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是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这样的经济学家更让人肃然起敬!而《国富论》，也不愧是经济学著作中一部不朽的丰碑！
本来以为和《经济学原理》类似，结果发现完全不一样。我感觉《经济学原理》讲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通过图表等讲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为教科书简直讲得非常好了，但是缺少其他的延伸，比如政治经济学。而在《国富论》中是通过历史资料来总结基本概念，这让它变得有些枯燥，但是也让它的描述很令人信服。读了这本就觉得资本主义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制度了，而共产注意却显得很反自然：资本的所有者当然是想从已有资本来赚钱，这根本无可厚非，没有了集中的资本，劳动力根本就集中不起来，也便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高大众生活水平。在都比较穷时实施共产注意就是找死，除非政府拥有大量资本，这样才可以集中起来推动生产，但是就像《国富论》中所说的，最有效的调控手段还是“看不见的手”，只是因为中国可以模仿他国的发展过程来模拟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已。
一般都会认为《国富论》是经济学著作，但是里面的内容远远超过了纯粹的经济学，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等方面，如下面的摘抄：
“司法权如不脱离行_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肩负国家重任的人，纵无何等腐败观念，有时也会认为，为了国家的重大利害关系，必须牺牲个人的权利。但是，各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对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赖有公平的司法行政。为使各个人感到自己一切应有的权利，全有保障，司法权不但有与行_分离的必要，且有完全脱离行_而独立的必要。审判官不应由行政当局任意罢免，审判管的报酬也不应随行政当局的意向或经济政策而变更。”
所以我现在倒觉得这书对管理者也十分有用。
下面摘抄一些我觉得受益匪浅的几句：
“凡是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
“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转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达到极大的数额。但这数额如果世纪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每年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劳动者人数，甚至还有剩余。这样，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要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自然会超过需要雇佣的人数。就业机会常感不足，于是劳动者为要获得工作，不得不相互竞争。假如，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本来足够养活他们各自的身家而且还有剩余，那么劳动者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害关系，不久就会使工资减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
“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加个，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们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段，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第二阶级即靠工资过活的阶级的利益，也同样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劳动工资最高的时候，就是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所属劳动量逐年增加的时候。当社会的真实财富处于不増不减的状态时，劳动者的工资马上就会低落，只够他们赡养家庭，维持种类。当社会衰退时，其工资甚至会降低到这一限度下。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体验不到的痛苦。”
“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越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越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变有各种新机械发明是操作更为简单迅速。所以，当分工进步了的时候，雇佣工人数目不变，所必须预先储有的食物供应，要和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相同；而必须预先储备的材料和工具，却要比分工没这么进步时所需要的来得多。况且，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司法上的职权，如是君主或酋长自己行使，无论如何滥用，亦无法矫正，因为他是最后权势的，任何人都不够资格责问他。可是，这职权如由代理者行使，那就有矫正的余地。代理者如犯了某种不正当行为，而且有单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君主未必总是不愿意惩罚他，货强制矫正错误。但代理者所行的不正，如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换言之，如是为了献媚于任命他重用的人，那在大多数场合，就严如君主自行不正一样，无法得到补救。”
物品积累的性质
物品的预先积累是分工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食品衣物提前被积累，就养不活医生战士。分工越细，需要预先积累的物品就越多，包括各工种需要的设备原材料等。
可将物品积蓄分为3类：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消费品。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都是资本，资本指可以获得收益的物品。其他不可获得收益的算消费品。流动资本可大致理解为贸易品与货币;固定资本可大致理解为生产性物品，比如生产用的厂房、设备、土地等。注意，同样是食物，在商贩那里算流动资本，在顾客那里算消费品。消费品又可分为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前者比如食物，衣物，戏剧等，后者比如住房，珠宝，家具等。
通常，固定资本获利离不开流动资本的参入，好比生产离不开原材料，而且流动资本常常会沉淀为固定资本，好比设备也是贸易采购而来。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最终目的和结果，都是消费品的增加。所以，人民的贫富，表面因素是可供消费品的多寡，内在因素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多寡。
流动资本中的货币
斯密将流动资本分为货币，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他认为这当中，货币的性质有些类似于固定资本。第一是，铸造货币(当时主要是贵金属货币)及货币磨损都需要费用，好比维持设备运转需要费用一样。第二是，货币的作用是帮助流通，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财富，一国的流通货币总价值常常远小于该国的财富，因为货币可以周转。第三是，维持货币系统的费用若能节省，而又不影响系统运作，那这些费用就实质增加了财富，好比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节省设备维持费用可增加利润一样。
正是从上面这些推理，斯密认为采用维持费用较低的纸币好过维持费用高昂的贵金属货币。当时的英国，尚没有中央银行和法定纸币，流动的纸币可近似看做是各家私人银行发行的`票据。
一家私人银行，如果承诺随时兑换其票据并按承诺实施，则人们出于其具有的商业信用，会愿意流通其票据。银行通常不会真的储存票据等额的金银货币(通常储备不会超过五分之一，中国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3%)，因为总有大部分票据处于流通状态。那节省下来的金银货币维持费用便可用来进行其他生产性活动。
如果银行滥发纸钞，会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超过市面流通所需的部分，因在国内市场已无获利机会，持有人会自动兑换成金银流向国外获利，这会造成该银行的金银储备流失，多发的纸钞又回到了银行，还损失了金银的维持费用，得不偿失;第二是，如果市场发现某银行的纸钞超过了其能随时偿付的程度，其价值就会打折扣，或者转而采用其他信用更好的银行纸钞，也是得不偿失。
银行只要保证自己的纸钞，不超过没有银行的情况下，人们随时保留在手头上用于流通的金银货币的总数，就不会影响经济运行，社会节省了金银维持费用，商人可通过合理信贷将这笔本来闲置的金银币用于生产。银行通过采用对各商家进行信用评估等手段，保证其贷款(贷的款就是银行发行的票据)质量。某些激进的企业会钻银行的空子，斯密举了“对开汇票”的例子，两家公司通过相互开汇票，去银行贴现获取资金，再开新的汇票还旧账，将这些套取的纸钞用于投机，这明显不属于发行纸钞的本意，而且投机获利超过资金成本的机会非常之少，风险极大，如果不加以监管，会造成银行的破产。
对于纸钞取代金银货币，斯密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金银货币好比公路，有助于商品流通，但会占用农田和工厂的土地，纸币好比空中的公路，也有助于流通，但不会占用土地，但由于在空中，更不稳定，需要更高明的管理技术。
资本积累的性质
由于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组成，故一国的年产出必然以这三种形式分配给国民。这里的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指已扣除了投入成本的净所得。很显然，机器要继续运转，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维修费用和劳力，这部分不算净所得。每年的产出中总有一部分需要继续投入到这种必须的消耗中，这种消耗最终会流入“生产性劳动”中(有点类似成本的概念)。扣除了这部分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就可以自由选择，是进行扩大生产进入“生产性劳动”(这里的概念与上一个略有不同，上一个类似成本，这个类似再投资)，还是进入纯消耗品的“非生产性劳动”，比如买衣物，看戏。
富国的产出中进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比例较高(类似于生产所需投入的成本较高)，而穷国的生产更多是靠天吃饭，投入很少。尽管富国的“生产性劳动”资本投入比例高，但因为富国产出的绝对值较大，其净所得的比例虽然小于穷国(好比穷国的地主，靠天吃饭，需要的再投入少，赚的大部分都是净所得)，但其绝对值大大超过穷国。
斯密认为，产出中投入“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过多，不利于该国人民维持勤劳的品格，助长了懒散，也不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一是因为“非生产性劳动”的可积累性差，比如戏剧在表演的那一刻，价值就消散了，而机器可以再生产，创造更多价值。二是“非生产性劳动”过度依赖大资本家或达官贵人的施舍。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少有一国的国民集体挥霍无度，个别人的挥霍或错误投资不会造成整体性的财富减少，倒是政府等公职人员的“非生产性劳动”，如果管理不得当，会损失一国财富，比如轻易发动战争，国内发生革命等。同样是“非生产性劳动”，耐久性的消费又优于瞬时的消费，比如房产，珠宝，家具等好过衣物，食物和戏剧。
还有一部分资本间接用于“生产性劳动”，那就是借出收息(很少有人借钱纯粹为了消费)。对这部分资本，只要规定一个合适法定最高利率即可，这个利率要略高于市场正常的借贷利率。定的过低，非但不会阻止人们借钱，还会增加借贷成本，因为增加了违法被查的风险溢价。定的过高，助长了某些激进企业家进行高风险借贷。
资本的各种用途
资本指可获益的物品，资本的投入有四个方向：投入到初级品的生产(类似于农业畜牧业的第一产业);投入到制造加工品生产中(第二产业);投入到货物贸易中;投入到货物零售中。前两种是后两种存在的基础。
零售商除了为批发商提供了利润外，只驱动了自己这个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批发商除了为第一第二产业制造商提供利润外，还驱动了运输业和自己这两类生产性劳动者。制造业除了为第一产业提供利润外，还驱动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其获得工资。斯密认为，资本投入农业，驱动的生产性劳动最多，因为需要的劳力多，而且回报多，比如扣除成本的地租可达产出的四分之一以上，制造业很少有这样的回报率。
就资本的流通范围来说，农业和零售业通常是本地化的，流通范围较窄。制造业的工厂和劳工大多也是本地化，但原材料和产品不一定如此。当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同时投向上述4个方向时，斯密以北美殖民地为例，认为投向农业，对本国的劳动性生产贡献最大，其次是制造业。
就货物贸易来说，同样的资本，由于周转速度的差异，国内贸易驱动的生产性劳动，高过外国消费品贸易，又高过纯粹的海外贸易。比如国内贸易，一年资金可周转四次，海外贸易只能三年周转一次，有一半的周转在海外完成，那相同的资本，驱动的劳动相差二十四倍。
但即使如此，斯密并不主张政策倾向某种贸易，因为海外贸易的存在，表明国内某产物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如果不进行海外贸易，这部分劳动将消逝。即使完全贩运国外货物，贩运本身也是一种劳动。一国出现大量海外贸易，有时也侧面反映该国国内的产出极为丰富。
虽然农业能驱动更多的劳力，回报率也更高，但当时欧洲的事实是，很多人靠制造业或货物贸易发了财，却很少有人靠农业发财。斯密将在第三和第四卷中解答原因。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的经典代表作。这本书的初版为1776年版本，它能够和当时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后人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可见其历史价值之高。而我读后也受益匪浅。
《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示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活动的本质、心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大改变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人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从人的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自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也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矛盾的内心世界。人们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人的活动，是人们追求自身来自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实现每个人的最大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工。他认为分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必然有不是自己专长的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生产。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分工，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过分工，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大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大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其分工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工的好处，从而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无谓损失。斯密也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自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动，因而，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生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一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即主张自由贸易。此观点，无论是后来的绝对分工理论，还是相对分工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用了以分析微观经济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国富论》前承《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论述为前提的。
从《国富论》出版的年代来看，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就全书而言，《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市场调节，即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比如，对于部分商品，供不应求导致其价格上升，价格上升使生产者利润增加，高利润吸引其他生产者进入该领域，更多的生产商也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生产增加会缓和之前的供应短缺，并且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会使商品价格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而在我看来，《国富论》一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分工思想。《国富论》开篇就是研究分工，后文对于分工也多有阐述，可以说，分工思想是该部著作的基石。以下主要谈谈分工思想。主要分为：劳动分工促进生产力增长，分工使合作有效率，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分工与利己心的结合是交换产生的根源。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